问题、探索、破题:乡村教育的多方实验

新盖五、六年的平房校舍孤零零地坐落在黄土操场上,透着窗户向里面张望,三四张课桌围着讲台,张贴的学生干部名单,几乎囊括了班里每一个人。

这是一部分乡村小学的现状,还有一部分被合并或取消。紧锁着的校门,以及堆满杂物的操场,正在诉说着当前乡村教育的困境。

“在这点上我是比较悲观的。”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认为,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人口外迁,且回流难度非常大。

由此衍生出的问题也很直观,表现在已有留守儿童就近入学成了“集中入学”,上学的路充满未知与意外;或者从“留守儿童”变成“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无法得到充足保证等方面。

问题:症结在哪?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历年统计,2015年我国乡村小学数量为118381所,到201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88631所。仅仅五年,近30000所乡村小学被撤销或合并。

“乡村一级学校的学生人数还会减少”。 2021年3月13日,在京举办“做有根的教育·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研讨会”,俞敏洪在其主旨演讲中举了个例子,他亲身探访的一个镇中心学校,有二三百人在里面上学,但镇子里的三所乡村小学,每所学校只有不到二三十人就读。 

“这三个地方实在是太远了,而且要翻山越岭,那些孩子没有办法到镇里来学习”,俞敏洪解释着这三所村小“不得不存在”的事实。

紧接着,俞敏洪又举出一个例子:他的家乡江苏江阴,一个县的年产值数千亿,但依然存在乡村教育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农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认为,乡村教育的振兴实际上是乡村文化、乡村社会的事业,“只有在这个事业中才能破解乡村教育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观点,杨东平将被城市化“侵蚀”的乡村文化铺陈开来:少子化和老龄化在农村额外显著;原来的守望相助,已经被赌博、彩票、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甚至犯罪文化所取代。

“现在的农村青年要结婚的话,前提是县城有一套房。”杨东平补充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

如此背景之下,乡村教育难以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杨东平表示,自90年代初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无疾而终后,我国的乡村教育就上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城市化的道路。“与城市相同的升学教育模式,来覆盖农村教育。”

不但在教育模式上向城市看齐,我国的乡村老师也受到城市教育的影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高小强指出:“乡村老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从小到大过程中接受的是城市化教育,从文化上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根。”

另一个关于乡村教师的问题是其匮乏程度,而这触及的内容更为实际。

“城乡教育的差距不是硬件的差距,关键是师资上的差距”,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汤勇指出,“很多优质老师下不去,下去之后留不住。”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从财政投入角度进一步分析,“特岗计划、乡村教师的振兴计划、乡村教师的提升计划等等,财政上尽可能的来保证乡村教师的供给与待遇。” 

但这些待遇似乎只能让一部分老师“下得去”,“怎么保障乡村教师留下来,目前的激励政策是不够的”,宋映泉说。

“现在很多乡村老师是看不到希望的。”来自基层的村小校长李志磊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这种希望涉及家庭生活自我成长。有一部分村小老师是典型的“两地分居”,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往往在城市,而自己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另一个问题是村小老师成长受限固化氛围很有可能导致其自身认知退后。

“村小里哪有特级教师”,一位在短视频平台上观看直播的网友评论道,“老师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生活,怎么可能甘心留在农村呢。”

不仅仅是老师的评价体系引发争议,关于孩子的评价体系也在会场上被讨论起来。

汤勇认为,“有什么样的评价,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

云南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认为,学校教育破坏了亲子关系,并将原因直指评价体系,“学校一个功能是培养人才,一个功能是淘汰人,但有不少学校以淘汰人作为自己的文化。”

问题提出指明了一定的方向,为了不使这一切落为空谈,有一部分学者、校长、老师在一线探索,希望能用实践为问题解决提供方案。

3月13-14日,做有根的教育: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探索:多方实践

“我觉得教育的精力放在语言环境、交流、温度上,真的比别的都重要,特别是比考试重要。”

这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云南楚雄兴隆美丽小学首任校长康健,在多年的乡村教育“实验”中得出的结论。 

因出发点不同,这些“社会实验”的逻辑也各有千秋。

“我们办这所学校是为2035年准备山村学校样本,同时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我们的解决方案。”北京市怀柔九渡河小学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一个独特案例。

“所有的空间和资源都围绕着学生学习的真实发生来布局”,校长于海龙介绍道,“比如我们还专门给学生设置了森林和户外表演空间,特别是模拟商学和经济学的场景。”

将教育与当地社会充分融合,利用山村的资源,突破农村的限制,教孩子们制作山货、种植蔬菜、设计冰车……

紧扣“乡村”二字,发挥乡村教育的优势,是许多人和机构探索的出发点。

“面向农村学生的素质教育,要为生活而教,把课本知识和乡土文化融入其中”,杨东平提出“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的教学模式。

汤勇也认为,“纯朴的乡风民风,还有丰富的乡村文化民俗活动,完全可以进课堂、进校园、进课程,成为最好的教育。”

当然,乡村教育的“根”不仅仅是乡村文化,还有教育本身,包括评价体系与师生关系。 

贵州黔西南巴黎镇塘房小学是镇里地理位置最边远的一所学校,17年来辍学率为0。校长吴雄介绍到:“我们是一所有标准、弱竞争的学校。学校里不再评优秀班级,我们希望塑造一种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氛围。”

此外,吴雄还表示,他们是一所“不追求特色、也没有特色”的学校,尽可能地培养孩子们的宽度,再根据孩子的兴趣、需要提供帮助,而不是一刀切的对孩子们进行教育。

“每个孩子的才气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才要不同地教。”浙江缙云县工艺美术学校校长、书记杜卫强调因材施教的重要性,认为符合孩子需要的教育,才是有温度的教育。

高小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要告诉孩子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不要为他们准备世界。”

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中,师生关系成了重要一环。

“我们没有教务处,只有学习部。没有后勤处,只有生活部。”作为一所接纳“问题学生”的学校,昆明丑小鸭中学有着独特的管理模式,其核心目的是建立师生之间信任、需求、平等的关系。

不过上述这些独特的“实践方案”也引发一定的质疑:这些个案是否具备普遍性?能否系统地解决乡村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如果一个探索仅仅限于所在的学校可以执行,而对于普遍的乡村教育没有借鉴意义,那这个探索的意义就锐减了。”俞敏洪十分担忧这个问题,甚至在研讨会上反复强调要寻找可推广的办学经验,总结乡村教育发展的出路。

例如康健所创办的美丽小学,老师大都出自名牌大学,并且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明显是一项不可“复制”的办学实践。

“不仅仅在实践中不可复制,理论上也不可复制。任何一种教学模式、教学形式都是不可复制,这是教育本质的原因。”康健回应道,“但其中的教育思想,以及在乡村哪些事是可以做的,这些都值得参考。” 

对此,俞敏洪强调,可复制本身便不是一模一样的拷贝,僵化和复制都是伪命题。原因在于每位校长和老师都具有独特性,学校所在地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但抽象出来的,是大家可以学习的。”

“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共通的,就是办学精神。”扎根农村寄宿制学校23年的刘勇武表示,“精神富足的理想主义者去实践,可以为农村学校提供借鉴。”

破题:新的背景

不过这些实践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乡村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加之互联网强大的覆盖能力,乡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出现了新背景和新契机。

杨东平认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谁为因谁为果,谁先谁后没有标准答案。”而俞敏洪则表示:“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其实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

无论谁先谁后,不可否认的是,在乡村振兴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乡村教育问题必然是最核心的“门槛”。

“乡村振兴有很多事情要做,乡村教育的振兴也有很多事情要做”,俞敏洪表示,当前乡村面临着很多问题,例如家庭问题、父母问题、孩子的成长环境问题。与此相应,乡村学校也遇到很多问题,例如人口自然的迁徙、学校规模在不断缩小,乡村老师的出路问题、质量问题、待遇问题等等。

而这些问题也反应在直播间网友的评论中:“乡村教师工资水平有点低”“村小教师与家庭异地情况严重”“孩子父母文化低,根本不会辅导作业”“能不能让本地老师回到老家工作”......

网友的问题普遍直观且具体,但往往这样的情况更需要系统性思维,要求涉及乡村教育的每一个主体,推动一个又一个细小问题的有效解决。

而这些量的积累又会推动质的变化,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适配,保证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有趣的是,在教育环境的不断变化中,互联网这个元素十分明显却又会被教育者忽视,只视之为洪水猛兽,却无法利用其特性实现教育功能。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较2020年3月提升9.7个百分点,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6.4个百分点。随着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数字鸿沟不断缩小。

“我们那留守儿童必须得留电话,一个是网课用,另一个是要跟父母联系”,担任特岗教师的何洁也很吃惊,“那群孩子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闭塞,他们唱的都是短视频平台上流行的网红曲。”

“无孔不入”,成了何洁对于互联网的最大感受。

课堂内,何洁试着将例子置换成互联网上火爆的内容,反响热烈。课堂外,何洁面对互联网垃圾信息的“铺天盖地”,束手无策。

这并非孤例,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20年5月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9%,农村未成年人达到90.3%,二者几无差距。

“防肯定防不住”,何洁有些无奈,“我们也没啥办法,有的孩子能在上面看看大千世界,有的孩子被引导得不伦不类。”

这也是教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个契机。在互联网语境下,不应该对孩子使用手机“喊打喊杀”,严格管理的应该是平台及创作者,而教育者们也需要将视野放大,尊重并主动拥抱互联网。

当垃圾信息被扫进“回收站”,乡村教育将被手机这块屏幕赋予无限可能。 

在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来自北京的小学生小宝现场拨了一通视频电话,网络的对面是一位脸蛋红红的小朋友,来自西少数民族地区。

他叫阿旺(音),是家里唯一会汉语的人。“我平时是看动画片学的汉语”,阿旺能够熟练操作智能手机,也在网络上听过新东方的课。

两位相距千里的小朋友,虽然隔着网络的联通,但他们大都相同:相仿的年纪,同样的笑容,对眼下充满好奇,对未来充满希望。

唯一不同的是,一位身后是人群和吊灯、一位身后是远山和草地。

(何洁、小宝为化名,阿旺为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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